本科毕业考双学位，考公务员，做警察，任教，考硕，任教，考博……这些角色的转换，在滁州学院教师陈晓曦看来就是人生的一次次旅程。
“我们的未来是无法预见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才使生活充满的无穷的趣味，如果自己的未来都能想象的到，这几乎就流入了一种宿命论的先天范畴模式和框架，如果拿一生来验证这个公式，是很没劲的，趣味性和山重水复的感觉都没有了。”正是这样的人生体味，使陈晓曦的人生在不同的选择中，变得丰富多彩。
他说，人生是没有浪费的，只要善于总结，每个迂回的环节都有风景。
浪过千帆，阅遍风景
1993年，陈晓曦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学习英国语言文学。那时，大学每月生活费三四百块钱，而师范生每月有50多块钱的补贴，这对于出身农村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
高中毕业，陈晓曦对专业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只知道外语找工作很吃香，加上自己对外语还有一点兴趣，所以大学他选择了英语专业。
九十年代末，邓小平号召全国加紧培养一批跨专业复合型跨世纪人才，这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来说就多了一项选择：工作、考研或者考双学位。响应时代号召，1997年从安师大毕业后，陈晓曦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攻读国际经济法双学位。
1999年，陈晓曦于复旦即将毕业时，值上海市公安局招警，这是第一批到高校招收警察。陈晓曦对此颇感兴趣，公务员队伍比较稳定，前景也很宽敞，他决定挑战一下自己的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他顺利通过公务员的笔试和面试，成为上海市公安局人民警察队伍中的一份子。
从警期间，他从基层做起，担任了许多岗位的工作，值班巡逻、社区片儿警、侦查办案、做内勤整理公安文书等等，走千家串百户，和五颜六色的人打交道，酸甜苦辣，尝到了里面各种各样的滋味，也体察了大城市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并学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做了两年的警察，陈晓曦觉得自己读书的需求不能满足，他毅然辞去公务员职务，离开公安队伍，去上海一所高级中学试讲，成为一名外语教师。
当时在大家看来教师跟警察似乎是旗鼓相当的工作，但是公务员职位毕竟难求，辞去公务员去当一名教师似乎是非理性的选择。但是陈晓曦还是想找一个能将自己的工作和专业对接起来的工作，并继续深造。
2001年到2005年教书期间，他利用空余时间看了许多人文社科方面的书，加上近几年的人生阅历，他慢慢对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想探究世界的本源，探究人生的真谛。
经过自学，2005年，陈晓曦以优异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专业录取。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陈晓曦想去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但是在上海，硕士学位要进入高校教书是有一定困难的，考虑到当时自己的知识水平有限，他没有立刻报考博士学位，而是去上海南湖职业学院任教外语。经过一年的知识储备，2009年，陈晓曦第三次进入复旦大学，开始了他的博士学习生涯，继续深造伦理学！
诲人不倦，与子为友
在上海居住了15年，他感受到了大城市生活的快乐，也体会了其中的不易与艰辛。
2012年博士毕业后，经过多方面考虑，他没有继续留在上海，而是选择了到滁州学院工作，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
再次成为一名教师，陈晓曦依旧以饱满的热情对待这份工作。现在他主要给学生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以前当老师他教的都是外语，现在转为给学生上思政课，他心里其实是有些担心的，他怕自己的课堂不能得到大学生的认可。
在陈晓曦看来，教学的要点主要是在第一个字“教”上面，而不在于一个人究竟学了多少。作为老师，无论是教书还是做科研，如果和学生关系处不好，这是很危险的。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和老师在学习教材的过程中达成一种和谐，通过语言讲述，把学生带入一种境地，让学生愿意与老师交流学习。
在与学生的相处中，学生们的热情与淳朴给了他很大的自信。这也使得他不断鞭策自己在今后的教学中调动更多的资源，采用更新的教学理念，来充实课堂，力争让学生对他的课堂能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毕生难忘”。
他觉得这十二个字的目标这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因为教师职业有其特殊性，直接与正处于人生观与价值观转型期的大学生打交道，无论学生多么早熟，他总归还是要从别人的眼光中解读自己，定义自己。
思政教研部副主任叶高对陈晓曦上课的评价是“出神入化。”他的课堂上永远都不会沉闷，从来都不缺少欢笑。他用幽默的话语解读思想，用鲜活的例子来佐证观点，用哲学思维令学子感受学术的魅力。学生们愿意去与他在课堂上交流讨论，他也不知疲倦的为学生答疑解惑。
陈晓曦认为，哲学思想离不开青年学子，反过来，青年学子也离不开哲学思想。学校办学定位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并不与用哲思来引领青年学子相矛盾。哲学既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本科大学生就不仅仅适应时代，而且还要守护思想、引领时代。
取道西方，立足中国
读研以来，陈晓曦就将自己的主要科研方向放在伦理学上，近几年来，他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优秀论文，如《整体主义生机论：研究哈奇森道德哲学的一个视角》、《理性、情感与道德区分——兼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情感主义学派的论证及意义》、《试论康德“榜样”概念》等。他还参与了导师的2012年国家重大攻关课题（子课题：英国道德哲学部分）《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2012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90后大学生的价值选择能力研究》、以及滁州学院2012年度启动基金项目《哈奇森的道德感概念与幸福理论研究》等。
在科研上希望有更高突破的陈晓曦，有时也会觉得有些孤独与无奈。他说，不是每个人都会从专业的角度学习哲学，但日常生活中却总是不自觉的与哲学发生碰撞。他希望通过伦理学的研究，说一些别人没说过的话，提出一些别人尚未提出的观点，多做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活动。用今天一个时髦的词说就是释放“正能量”。比如，从2012年暑假开始，陈晓曦开始接触《西游记》，边研读边写作，这件事被他说成：假如西方伦理学理论是一种“西学”，那么关于《西游记》的研究，则是另一种“西学”。
水过千张网，网网都有鱼。陈晓曦说，不要觉得那些专家名家研究过的东西，我们后人就很难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只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真实情感，你会发现不断有新的火花迸发。如果只做一些遥远的关于西方的研究，可能是一项孤独的工作，但是带着西方的视角来感受中国的文化思想，有时候也是分外觉得有趣。
现在，很多人都在试着去接地气，来滁州后，陈晓曦储备了许多与欧阳修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他本人的著作，和研究他的学者们的著作、专辑等，他认为，把别人的高度保持住，不至于冷却和收缩，然后换一种方式，取道西方，立足中国，从西方借一条拐棍，拿来走中国的路，这也未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