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0  来源：上海商报

如何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摆脱“中等发展国家陷阱”的宿命，走向民富国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就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笔者最近出版的《幸福的权利》一书着力探讨的内容。历史其实早已为我们给出了答案，这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只有严格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张扬市场自由和公民权利，中国才会有未来，人民才会真正享有幸福和尊严。假如本书在这方面对读者诸君有所启迪，也就表明它具有些许价值，我也就满足了。

追求幸福或幸福地生活是人类的基本目标，也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就世俗价值而言，社会的发展就是一部追求幸福的历史。

尽管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定义不同，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满足一个社会多数人的幸福，是需要一些前置条件的，它包括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物质条件的改善，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合乎正义法则，对异端思想的宽容，以及人的尊严得到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的尊重与保护等。可以说，这些前置条件对一个人获得幸福至关重要，而且它们互为因果。

一个人可以容忍贫困，甚至也可容忍某种程度的不公，然而，不可容忍自己的尊严受到各种外在力量的压迫与侵害。一个人不能有尊严地生活，纵然家财万贯，肯定也是生活得不幸福。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有尊严地生活等同于幸福地生活。

要使人们有尊严地幸福地生活，涉及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关系问题。在近年的中国发展和转型中，政府公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已经成了中国当下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即着眼于这一问题，是从我近年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选取和政府权力以及公民个人权利有关的数十篇文章编辑而成。

和早先现代化国家更多主张和通过发扬市场力量以及公民个体的政治、经济自由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后发现代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更偏好政府作用，以政府一定程度的集权来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这有特定的时代因素以及东亚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内。时代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可能像英美等早先现代化国家那样，拥有广大的殖民地，以作为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机遇；除此外，早先现代化国家的数量也比较少，竞争相对不激烈，而后来进入现代化国家的数量则多得多，这无疑也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竞争。二是现代国家普遍承担的任务要重，责任要大。上述两方面也就决定了现代国家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只起着守夜作用的小政府状态，必须更大发挥政府的作用，方能应对各方面的挑战。儒家文化的影响则专指对东亚新兴国家而言，在儒家文化看来，国家应该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治。

尽管如此，并不表明政府的作用就越大越好。政府作用的发挥应该是以促进市场力量的发育以及个体自由和福利的增进为前提和基础，如果政府的作用大到压制甚至替代市场，挤压个体的自由空间，或许短时期能够造成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增强，但长期而言，必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是不可能使国家具有竞争力的。也就是说，政府只能在自己的边界里活动，不可逾越边界，因为权力天生具有自私性和扩张性，政府力量大，客观上说明政府受到的监督和制约就小，这样，经济增长的成果和国家强盛的结果就会被权力的这种自私和扩张性所吞噬。换言之，微观经济主体创造的社会财富最后会被掌握权力的集团及其亲信所瓜分，广大民众所得有限甚至一贫如洗，从而导致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贫富对立，分裂成两个对抗的集团，这对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绝对无益。无数历史事实一再证实了这点。

所以，为避免此种情形的出现，我们看到，后发现代化经济体中的日、韩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从一个大政府的威权体制适时向民主体制转化，收缩政府的边界，让市场和个体发挥更大作用。政府的作用只体现在提供市场和微观主体不能和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包括市场秩序、合约的遵守、对自由和权利的保障等，同时政府的权力也受到来自法律和社会的双重监督和约束，政府严格依法而行，严守法律的边界，相反，公民的行为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就都可以实施。这种政府和个体的关系，才是一个社会正常的发展状态。而那些没能及时实行转向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出现了所谓“中等发展国家陷阱”问题而鲜有再进步。

可见，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镜鉴。目前，中国也已经走到“中等发展国家陷阱”的边缘。由于历史上的大政府主义，更兼之现实中的经济成就，助长了一部分掌握决策权的人对政府的盲目崇拜。至少到现在，还看不到政府权力收缩的迹象，有的只是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蚕食本已虚弱的市场自由和公民权利。中国当前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分化、腐败、消费的不足、环境被破坏以及不时发生的群体事件和民众抗争等，都是政府权力不断扩张和公民权利不断收缩的结果。鉴于中国人口之多、国土之大以及地区之复杂，比起其他陷入“中等发展国家陷阱”的国家来，中国一旦跌入该陷阱，可能就永无翻盘机会。（邓聿文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本文系作者为其新出版的《幸福的权利》一书所作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