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04 来源：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作者：欧洲马达里亚加基金会执行主任 皮埃尔·德福安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战略挑战。中国崛起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有着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欧美能否接纳复兴的中国。这里，本人有几点思考。
第一，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国际政治现实。
这是一个让欧美难以理解且不愿接受的现实，因为中国的崛起有着诸多“居然”：中国居然能把资本主义活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为一体；2025年前后，并非最发达经济体的中国居然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居然能在西方认为“非正统”的道路上另辟蹊径，避开西方霸权；中国居然能把多元民主、分权制衡、自由选举等欧美奉为圭臬的原则淡化，推行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中国居然能包容矛盾、调和阴阳，既保持中央集权又激发地方活力，在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严重、分配不公、腐败嚣张、生态恶化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和发展。
欧美习惯站在民主、人权的制高点俯视中国，其结果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欧美看来，多元民主不仅是至上的政治伦理，也是发展进步的前提条件。然而，欧盟、印度、拉美和非洲的负面经验不仅使这一理念大大丧失了说服力，还从反面证明这一理念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中国的崛起为欧美认识民主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即不能简单地认为对民主的态度非黑即白，而应综合考虑历史、人类学、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欧美有必要承认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运作中发挥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够正确处理在民主、发展等观念上同中国的分歧。谨慎务实、互相尊重和坦诚对话才是目前居主导地位的欧美和崛起的中国相互接纳、开展合作的前提。
中国的崛起打破了欧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权和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冲淡了欧美成熟社会模式的示范效果。面对中国崛起，欧洲至少应该认识到：由于人口减少，加上近一轮金融危机雪上加霜，欧洲可能会迎来相对的经济和战略衰落。尽管欧美社会生活水平很高，但正在经历严峻的危机，财富分配的均衡程度远不如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前，经济精英们远离公益事业，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很难改变现状。
金融危机也损坏了欧美治理模式的信誉，华盛顿共识的魅力大为逊色。货币多中心主义、贸易双边主义和美国的治外法权与建立可预测、公平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愿景格格不入。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正侵蚀着欧美民主的基础，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各国政府被动应付，政治家们在全球化和超金融化浪潮下无所作为。跨国公司和全球金融市场扰乱了各国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环境政策和劳动力政策。金融危机产生的巨额债务和严重失业、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卷土重来的贫困正冲击着短期主义的政治制度。简言之，欧美社会模式面临着存在危机，这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一直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1911年到1949年间，中国试图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道路。这方面的尝试被后殖民时代官僚资本垄断、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所阻挠。之后，中国曾效仿前苏联的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和集权统治，但效果不佳。最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活力、发挥政府制订和实施长期发展规划的能力，在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同时，创造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在这个进程中，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有着领导长远和深入的改革、造福中国人民的能力，这一点是欧美政治家们不得不承认的。
中国的崛起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市场资本主义的创造性和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结合起来。在西方看来，某一个政党长期把持政权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政治权利缺失、经济自由受到束缚则会扼杀创造力，阻碍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偏激论断完全忽视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和人文背景。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长期维持政治稳定，中国绝不能用多元民主取代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要实行多元民主，而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执政能力和政治协商能力，更好地适应民众的需要，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主要措施包括：提高各级党组织的运行效率、严格施行问责制、改进党的作风、打击腐败、完善官员干部选任晋升制度，等等。
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时，欧美面临一种悖论：一方面，欧美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崇尚意识形态多元化及自由选举，因此欧美始终念念不忘推动中国改革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广泛而深刻的经济改革会给经济体系和社会制度带来深刻的变化，容易滋生严重的政治动荡，而这又需要加强而非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关于经济、政治、社会三者关系，有一种认识较为切合实际，即发展和稳定总是相生相伴的，在中国尤其如此。美欧应该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改进作风、提高效率、创新党内民主决策、积极面对批评、广泛接受公众建议等方面的种种努力。中国正在力行法治，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正形成新的权力平衡，但国家统一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容动摇。司法独立仍然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严格遵照宪法执政没有丝毫逾越。从国内政治及国际政治两个层面来看，低估中国复杂政治制度的优势是缺乏深入思考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社会和生态变革的根本推动力，而这些改革又牵动着世界的未来、和平与繁荣。与此同时，中国面对三大挑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文化物质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地区差异日益扩大会产生日渐严重的离心现象；逐渐走强的市场力量会冲击政府的控制力。应对上述挑战需要中国共产党增强其政治权力。
第三，中国崛起有助于让中国进一步认识其国际影响、国际定位和国际责任。
中国的崛起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领域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涟漪效应。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接纳了美欧外包的大批制造业。美欧实现了产业调整，但后果是就业压力增大，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凝聚力受到冲击。中国的崛起诱使发展中国家纷纷改变生产及消费模式，由此出现了群体快速发展，导致对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不断膨胀，对气候和环境造成的压力不断加大。从第二大经济体走向第一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会广泛影响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金砖国家和非洲。中国的所有重大决策都要考虑国际影响，尤其是涉及到能源、环境、技术、金融、就业、通胀等方面的政策。
市场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助推了中国的崛起，但是重要国家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政策和机制都没能跟上。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承担更多责任并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必须参与建立顺应深刻变化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需求的全球治理机制，而同时还要保持相当的战略克制，否则可能会遭到美欧的遏制，甚至导致阵营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对峙。中国应该意识到，真正的安全来自以法治为基础的多边体系，而非战略力量均势，而要建立稳定的多极体系则需要调整现在的多边主义。因此，中国必须慎重平衡各方利益，更多参与国际合作，推动地区一体化深入发展。公平有效的多边安全协作体系可约束中国战略能力的扩张，缓和与周边国家及重要伙伴的紧张关系。
第四，要保持崛起的势头，中国有许多事情要做。
首当其冲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全球自然资源紧张，气候变化加剧的大背景下，各国纷纷开始发展低碳和循环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欧经济陷入衰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不断减弱。对此，中国共产党已有应对之策。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创举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同样雄心勃勃、覆盖面广、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不同的是，这次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且同中国政治制度的加强和国家全面现代化并行，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以应对国内国际挑战、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新一轮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经济的全面调整，实施“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从出口驱动型经济转向内需驱动型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要进行要素——水、土地、劳动力——价格改革。提高工资收入在总增加值中的比重，提高居民储蓄回报，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刺激消费。重点是实行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在清洁能源和治污环保等领域进行大量投资。中国力争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大国的地位，培育自己的跨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中国将利用数十年抑制消费所积累的雄厚财力推进工业生产升级和多样化。中国将适度推进金融自由化，这有助于改善信贷和私营企业融资环境。继续吸引外商投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推广人民币在认真选择的金融中心充当结算货币，提升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水平，推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双边多边贸易及投资自由化。通过实施以上发展战略，中国将实现更加持续、包容和协调的发展，在21世纪中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压力也会降低。
中国经济增长正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从不计代价的发展转向包容性增长。为此，中国将充分利用广阔且增长迅速的国内市场，扩大经济规模、推动技术升级、推行品牌战略。此外，中国还将深化区域一体化及全球化，巩固对外联系。毋庸置疑，为了降低在关键供应线方面的过度对外依赖，保障能源及矿产资源进口的海上通道安全将是必由之路。中国正在致力于提升包括“蓝水海军”在内的军事战略能力，以捍卫核心利益。
第五，面对中国崛起，欧美应与中国求同存异，携手合作。
中国和欧美对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模式的不同立场是否会阻碍双方商讨建立更加公正有效的多边经济治理秩序？各方能否以尊重政治主权为基础，提高对政府和市场角色的认识，在改善社会环境、打击腐败和整顿经济秩序等方面形成政策共识？
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欧三大经济体务实合作，共同建立可行的世界经济秩序，包容各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和财富公平分配，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
金融危机是欧美自作自受，它暴露了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的监管缺失，致使欧美社会凝聚力面临严峻挑战，这些都应该令欧美反省自己的发展道路。中、美、欧应该审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运作的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因为这些模式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对象。只有每个国家都可以效法而发展结果又能让地球承载的模式才能算得上好模式。显然，西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欧美该如何应对摆在面前的矛盾？是支持中国对己有力又能惠及全世界的经济改革，还是从言辞上挑战、从行动上破坏中国的政治制度？欧美有三种选择：其一是多边道路，对中国政治制度保留不同意见的同时，在经济政策上通融和融合；其二是利用美国主导的“监管联盟”，强行进入中国市场，消除非关税壁垒，限制中国的技术升级战略；其三是暗地里搞贸易集团对峙，以遏制中国为开端，继而用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孤立中国，逼迫中国在东亚地区建立自己的阵营，使全球市场分崩离析。第三种选择是欧美应该尽可能避免的。中国正在融入世界，美欧等必须为中国在国际“宴会桌”上留出一席之地。欧美若是建立自己的一套排斥中国的经济秩序，会使中国在东亚另起炉灶，最终还可能把金砖国家、非洲和中国捏到一起。
美国必须消除联邦财政开支的不平衡，摆正“大炮和黄油”的位置，实行多边主义，绝不能寻求孤立遏制中国，否则将犯下重大地缘政治错误。
欧盟在实施可持续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维护地区稳定方面有很强的政治表率作用。欧盟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加强自身建设，以欧元区为核心，以改进社会治理模式和共同防御为基石，建立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盟，带领欧洲命运共同体走出阴霾。在增强自身战略实力的基础上，欧盟有资格充当中美之间坦诚自主的协调者，防止西方试图建立阵营遏制中国的行为。欧盟在这幅宏伟蓝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历史责任就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演进。